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
1948年春四月，张闻天莅临鹤岗进行工作指导。图中展示的是他与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文艺工作者们共同拍摄的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以及袁牧之。
在追寻创建新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等杰出人物外，张闻天同样以其独特的贡献，默默立于他们身后。
发展新式资本是当前任务。
在1941年9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随后，他毅然决然地提出辞去中央机关职务，决心投身农村进行实地调研。自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他担任团长，带领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及晋西北的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1942年秋季，他在兴县进行实地调研之际，撰写了《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一文。文中对抗战时期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动、土地分配的变迁以及借贷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继此文之后，他又撰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明确指出：“我国未来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当前则应践行新民主主义，即新形态的资本主义。”并强调，“推进新形态的资本主义乃是我们当下的使命。”基于此，他对农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形成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认识。他提出，“富裕中农这一阶层代表着农村中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延续中农经济的增长。部分贫农将晋升为中农，中农群体也将变得更加富裕。这种大多数农民的进步提升，正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
在1942年7月9日的《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的演讲中，张闻天基于这一发展趋势，提出观点：农村经济的繁荣将导致封建势力的衰弱，个体小规模生产经济得到发展，中农阶层逐渐向富农阶层转变，地主阶层亦向富农阶层演变，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兴县十四村的调查报告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未来发展农村经济的核心任务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并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
“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他指出，“农村经济发展趋势指向资本主义经济”，而我党应当“积极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不仅丰富和提升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主张的思想认识，更体现了他对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极大热情。这一思想在毛泽东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张闻天对于合江土改工作的题词，其中张平之乃是其当年在东北任职时的别号。
在土改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党中央果断决策，力求在东北地区确立稳固的根据地。张闻天同志独具慧眼，洞察中共正步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便毅然决然提出前往东北的申请。自1945年10月至1949年底，他亲身参与了创建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全过程。特别是担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两年间，他身临前线，全面指导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参与合江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张闻天在抵制偏“左”与偏“右”两种极端倾向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工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总结。在1946年11月7日的《五个月群众工作总结》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在执行阶级政策时，存在一定的‘左’倾偏差，主要表现在对中农（包括佃农中的中农）团结不足，以及对富农（包括佃农中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关照不够。”若土地改革过程中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不仅会挫伤这些中农的积极性，还可能让贫雇农对劳动致富产生畏惧。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在破坏农村生产力”。在那个时期，他已经明确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估政策成效的关键标准。半个多世纪之后，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理念，与张闻天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这样的分配方式是否会破坏农民之间的团结？是否会激起佃农和富农的强烈反对？”他重申，当前的农村政策应致力于“团结绝大多数农民”，并强调必须重视“中农”的作用。这一立场与他始终认为中农、富农是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力量的观点相吻合。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全国性的土地会议，会上正式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旨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并对富农的过量土地和财产进行征收。在全国范围内，这一变革引发了平分土地的热潮。在1947年冬季至1948年春季期间，东北地区亦出现了类似的局面，一些地方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左”倾倾向。口号“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说了算”自关内传至关外，声势浩大。
合江地区传来了“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极端左倾口号，张闻天在会议中激动地提出质疑：“难道我们不需要党的领导吗？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又在哪里？难道工人阶级不再是领导阶级了吗？”随之而来的是“扫堂子”运动的蔓延，这一运动要求地主和富农彻底失去财产，并将这些财产分配给他人。这股运动势头愈发强烈，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甚至涉及一些中农，尤其是较为富裕的中农，他们也被错误地视为地主或富农并遭受斗争，财产被没收。当时，《东北日报》及一些省级报纸广泛报道了“扫堂子”的经验，并呼吁其他地区效仿。合江地区的部分干部无法忍受这种局面，他们向省委提出质问，甚至开始怀疑和指责省委的立场偏向右倾。
张闻天对此态度鲜明，毫不犹豫地表示：“‘扫堂子’的作法是‘左’倾的表现，绝对不可行。”他进一步强调，“扫堂子”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党的土地政策，严重扰乱了农村的阶级秩序，人为地加剧了人民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他下令《合江日报》对《东北日报》及其他省份报刊所刊登的“扫堂子”经验和社论一概不予转载，确保了全国土地会议后“左”倾思想在合江地区的土改工作中没有造成重大影响，避免了严重损失的发生。
公正对待商贾
关于如何妥善处理城市工商业问题，曾经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解放战争的早期阶段，合江地区作为东北的战略大后方，汇聚了众多城镇、工矿林区和繁荣的工商业。受到“扫堂子”风潮的影响，农民在平分地主土地和财产的同时，部分干部与农民亦提出要挖掘城镇中的浮财，以及平分那些地主兼营的工商业。甚至出现了将农牧林业的资本家和小地主视为地主，并将他们拉到农村进行斗争的现象。合江省数个县的农民组织了数百辆大车，浩浩荡荡开赴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掘财富。面对这一局面，是支持还是加以制止，佳木斯市的负责同志陷入了深深的困扰。
必须对城镇私营工商业实施保护措施，不能仅着眼于农民的短期利益而损害到城乡人民的长期福祉。随后，他草拟了《关于在土地分配中保护工商业》的报告，并于1948年1月12日上报东北局，并转呈中央。这一在合江实施的正确做法，迅速获得了党中央的认可。
“凡违反党中央工商业政策，导致工商业严重破坏的行为，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广泛吸纳私人资本，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他强调：“我们应当将关注点转向工商业的繁荣。过分沉迷于城市的清算运动，可能导致混淆我们对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则，这种倾向亟需纠正。我们应当劝导并激励那些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和持续他们的经营活动，并在一切可行的领域内给予他们支持，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任何侵犯工商业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必须予以禁止。”
在《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等文献中，张闻天从理论层面鲜明指出：“我们对于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与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必须坚持原则上的区别。”这些理念在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于陕北杨家沟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演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务必紧密围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兼顾公私、互利劳资这一总体目标。任何偏离这一总体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是错误的。”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之际，周恩来、张闻天、董必武等同志（自左至右）促膝长谈，气氛融洽。
新民主主义经济规划
1948年五月，张闻天卸任合江职务，赴哈尔滨就任东北局常委及组织部部长。彼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正经历重大转折，战略决战在即，他思考的重心已然转向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党的工作战略重心转移，以及如何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东北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及工业恢复与发展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他的理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城市的地位与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张闻天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了适应新形势的“城市引领农村”的战略理念。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规律来审视问题，并强调重心转移的必要性，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城市象征着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承载着工业技术、科学和文化的进步”，“城市是先进工人阶级的象征”。他进一步阐述，“城市引领农村”的实质便是“工业指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他强调，若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工人阶级，社会的发展将受阻，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将无从谈起。
在合江任职期间，张闻天对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调研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深思熟虑着经济建设的方针。为确保这一战略转型的稳健实施，他抵达东北局后，仍旧持续深入探索。1948年7月18日，在东北局召集的县委组织部长及宣传部长联席会上，他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景》的报告。同年8月31日，在城市工作会议上，他又作了总结性发言，详尽剖析了城市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并明确了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指导方针。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他起草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经济提纲》）。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张闻天起草的、经东北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及时明确指出，东北已迈入“经济建设新时代”。决议强调，东北全党必须将经济建设任务置于首位。同年12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持续深入调查研究，深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解。可以说，这些报告、发言、文件、决议，共同展现了张闻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理念，系统地、全面地从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层面，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勾勒出一条基于中国国情，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清晰道路。
明确界定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具体划分为五种。
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以及合作经济（此外，还包括在东北由外国经营的企业，被称作“秋林经济”）。他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观点：“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一）国营经济，作为主导力量；（二）由个体经济逐步转向集体化发展的农业经济；（三）独立的小工商业经济以及小型和中等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张闻天的《经济提纲》上报中央后，立刻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采纳了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形态的建议。
明确了以国营经济为核心，实现多种经济形式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
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广泛推动并坚定依靠群众合作社经济，同时扶持与革新小商品经济，并允许和鼓励符合国家利益和民生需求的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需防范和抵制商品经济中资本主义固有的投机和破坏行为，严禁并打击一切损害国计民生的投机和操纵行为。遵循这一经济建设原则，新民主主义国家能够有效组织社会经济，遵循经济规律实现协调发展。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的理念均与这一基本方针保持一致。
遵循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与显著特征，发展供销合作与生产合作，成为推动农业发展、引导小生产者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途径。
张闻天明确指出：“农民小商品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具有关键性的地位。”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经济手段来组织与引导农民小生产者，而绝不能依赖行政手段（这种做法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极其危险）。遗憾的是，我国在实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行政措施时，曾对农村经济进行干涉和破坏，导致百姓陷入贫困和饥饿的困境。
张闻天针对城乡经济如何相互衔接以及如何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这一关键议题，明确提出应发展供销合作社。这被视为一条连接农民小生产者与国家经济的“桥梁”与“纽带”。他主张在农村广泛设立供销合作社，以此作为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1948年12月，张闻天起草了《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深入阐述了从供销到生产的内在规律，并提出了一套包括工作流程和“按股分红”在内的盈利机制。该草案获得了东北局的普遍认可。
立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二重性的深入剖析，我们提出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其演进路径中的必然趋向。
私人资本主义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投机和操纵的内在属性，并可能带来破坏。因此，在经济领域，我们面临的一项常态化任务是准确把握“鼓励与限制”以及“联合与斗争”的平衡。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的新挑战。
张闻天在我国率先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理论，并在《经济提纲》中详细阐述了出租制、加工制、订货制、代卖制等四种具体实施方式，强调这些方式是有效利用和适度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最佳途径。他进一步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明确指出了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1949年4月的天津演讲中，刘少奇指出：“无疑，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亦有所节制。例如，‘公私兼顾’便是此类节制政策的体现，意味着国家经济需兼顾私人经济，反之亦然；‘劳资两利’同样属于节制措施，旨在促进私人资本的发展，同时亦需关照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亦是节制手段之一。”众多观点与张闻天的“鼓励与限制”原则不谋而合。然而，张闻天所倡导的“鼓励”是指在国家资本主义框架下，通过四种途径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限制”则主要针对其投机、操纵和破坏性。他的观点使得刘少奇关于“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的论述更加明确，且更具可执行性。
针对缓解劳资关系的“股份分红”与“员工持股”建议，倡导企业管理应遵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如何实现“双方共赢”的目标？在1946年11月，张闻天为中共合江省委草拟的《关于发展工商业政策的若干问题》决议中，他明确指出，适当地提升工资水平，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他也强调，若盲目无度地提高工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商业的衰退，并增加工人的失业率，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此外，决议还确认了当时实行的“劳资双方受益”的分红制度是有效的。
要有效实施“劳资双赢”的分红机制，可借鉴佳木斯市理发工会的一个案例。该工会调整了分红比例，导致资方收益低于部分工人，进而导致资方失去经营动力，选择停业。这一决策在1947年春节期间引发了伤病员无法理发的问题。随后，佳木斯市在祥德、义大、大东三家铁工厂开展了分红制试点。在确保完成军工任务的同时，从加工利润中按资方80%、劳方20%的比例进行分红，有效激发了双方的积极性。资方通过精细管理提升了效益，工人的劳动纪律得到加强，营业额和利润同步增长，工厂形象焕然一新。在张闻天的支持下，这种分红制在众多铁工厂以及国家委托的木材厂、面粉厂逐步推广，使得佳木斯市的工商企业实现了稳定增长。
关于供销社是否应实施盈利分红，当时东北局乃至中央层面，意见分歧显著。持反对意见者担忧，此举或将使供销社沦为少数资金充裕者剥削广大民众的“合股店铺”，认为盈利分红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然而，张闻天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
在张闻天的英明领导下，辽东供销社实现了积极而稳健的进步，切实解决了群众在供、销方面的实际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农副业生产的繁荣。社员们通过分红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供销社在群众中的信誉和威望极高。我们通过共享盈利的方式，让职工社员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这与当前发展资本市场，利用股票等形式让民众共享企业利益的理念是相辅相成的。
继而，张闻天敏锐地观察到供销社如何推动农副业生产的进步以及产业分工的演变，进而强调：“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正是副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他进一步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安置及社会分工的整体发展趋势出发，阐明了副业的发展方向。他指出：“副业，对于某些群体而言，可发展成为专业领域；副业标志着农村分工与分业的起步，未来必将涌现出养鸡、养猪、养蜂、淘金、运输等新兴行业。这些行业的兴起对于提升社会生产力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小公家”经济实施了一系列限制与禁令，有效遏制了党政机关的特权现象与腐败行为。
“‘小公家’资本的活动范围应受到适当限制，且禁止其利用特权与私人资本争夺利益。”他强调：“‘小公家’若依赖军政特权从事商业活动，不仅会破坏工商业政策，还会损害自身利益，实为利小害大。”张闻天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禁止党政机关的特权行为以及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